出道30多年僅出了一張唱片，他的演唱會卻是臺灣文化人及各路政治人物出席得最多的

　　★ 本刊記者/曹紅蓓/2006年

　　2006年臺灣金曲獎的最佳詞作和最佳年度歌曲頒給了一位叫胡德夫的人。這位銀髮滿頭、身形矮壯的卑南族歌者，在臺灣有著傳奇般的聲名和事蹟。然而內地的普通聽眾幾乎不可能聽到過他的聲音，因為出道30多年，他第一張也是惟一的一張個人專輯《匆匆》，剛剛於2005年4月錄製完成。

　　2005年4月15日，胡德夫在臺北開個唱，身處香港的龍應台得知，立刻乘機飛回臺北觀看。如她所料，演唱會當場，彙聚了一干功成名就的臺灣文化人及藍綠政治人物——而今在臺灣，能讓兩個黨派的政治人物平靜並肩地坐在一起的，可能唯有胡德夫了。30年前，他們多半還是年輕的學子，就聽著胡德夫的歌一路走來，許多人都是胡德夫的朋友。30年後，再坐在一起的時候，很多人已分屬對立的兩方，只有當臺上熟悉的歌聲響起，他們還會用手去打同一個拍子，用心去哼同一個曲調。

　　這是傳奇的胡德夫的力量。

　　現年56歲、被稱為“原住民民謠之父”的胡德夫，曾經唱響了臺灣第一首創作民謠《美麗的稻穗》，在1973年舉辦過臺灣有史以來第一場個人演唱會，首唱《鄉愁四韻》……他以歌參與了臺灣那個動盪的時代，並成為其中標誌性的人物。

　　去年在紀念臺灣民歌運動30周年的時候，臺灣樂界辦了一個盛大的音樂會，羅大佑開場，胡德夫壓軸——也只能是胡德夫壓軸，因為，與胡一起並稱“民歌運動三君子”的李雙澤和楊弦，前者於1977年意外離世，後者於1982年遠走美國做了一名中醫針灸師。其他民歌運動早期的關鍵性人物，有的做了唱片公司總裁；有的做了政客。歌手胡德夫的孤獨是那麼刺目。

　　《匆匆》不是一張最新創作集，它收錄了胡德夫在過去30年間陸續唱過的12首歌，其中大多已是流行音樂研究者收藏的經典。專輯並非在專業的錄音棚裏完成，而是在胡德夫早年就讀的淡江中學的小教堂裏錄製的，惟一的伴奏樂器是40年前那架斷了兩根弦的老鋼琴。錄製共花了兩天時間，其間，胡德夫和朋友們時不時地談笑，看著窗外的日影移動，很多廢棄的母帶裏夾雜有蟬聲。對於一張歌迷等待了30年的唱片來說，這樣的錄製過程多少顯得有點漫不經心。

　　上世紀70年代，李雙澤發出“唱自己的歌”的呼喊，胡德夫第一個站了出來，30年來以不斷的現場吟唱和平均一年一首的超低創作率貢獻著純種的臺灣“野生音樂”。70年代時，胡德夫一度是臺北價碼最高的鋼琴酒吧歌手，但是在響應“唱自己的歌”的民歌運動後，就再未把自己的歌用做商業用途。

　　1999年後，胡又以知天命的年紀再次折返山地鄉間採集整理千百年來原住民的自由吟詠，並試圖將其發展為能夠獨立於世界音樂之林的“海洋藍調”(Hay-Yang Blues)。

　　當30年後胡德夫終於帶著一張唱片和他的原住民歌唱團隊來到大眾面前的時候，人們確信胡德夫依然挺立，臺灣的“野生音樂”依然挺立。

　　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胡德夫正在臺灣屏東大武山的一個文化園區內，參加某原住民電視臺成立一周年的台慶活動。雖然電話的信號很差，但仍可以聽出胡德夫的聲音與他滿頭白髮的形象及滄桑粗礪的歌聲形成明顯反差，年輕堅決得就像一個小夥子。

　　“讓人們能夠覺醒起來，是我的榮幸”

　　中國新聞週刊：作為上世紀70年代民歌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你對那個時代的民歌是什麼樣的感情？

　　胡德夫：在原住民的孩子裏，我能夠碰到那樣的時代，碰到席德進、李雙澤那樣精彩的人物，是我的榮幸。在那個年代，和他們一起關心這片土地上有沒有歌的問題，讓人們能夠覺醒起來，是我的榮幸。

　　中國新聞週刊：由你唱出的卑南族人自己創作的《美麗的稻穗》，成為臺灣唱響的第一首“自己的歌”，當時是什麼樣的背景？

　　胡德夫：70年代初，我在哥倫比亞商業推廣中心，也是臺灣最早的咖啡雅座唱歌。那裏晚上不趕人，很多朋友拿著吉他過來一起唱。後來哥倫比亞就成為臺灣民歌運動最早的搖籃。當時我們唱的都是英文歌，Bob Dylan之類。有一回，李雙澤一定要我唱一個卑南族的歌來聽，我搜腸刮肚後僅憑著模糊的記憶唱出了這一首《美麗的稻穗》。後來李雙澤為我辦了“美麗的稻穗”原創演唱會，還一張張地手繪海報。演唱會當天居然爆滿，很多人從頭跳到尾，這使我第一次看清楚了大家心裏的渴望。

　　中國新聞週刊：李雙澤對您的影響很大。

　　胡德夫：唉，李雙澤這位同學，我覺得我這輩子都有他盯著我走。有一次，在淡江大學一個演唱會上，李雙澤在臺上質問(同學們)，“為什麼唱的都是西洋歌？我們自己還有沒有歌？”同學們竟然想不出來。他當場打碎一個可口可樂瓶子，說“《國父紀念歌》總會唱吧”，於是最後就一起唱了，場面非常震撼。那以後，“唱自己的歌”作為一句口號，一個思考，首先在校園裏爆發了，很多學子開始在自己抽屜裏寫歌。

　　到明年，他就走了30年了，這些年來他的歌我經常唱，每次唱的時候都像跟他對話，我想跟他說，“兄弟，我們的島還是那個美麗的島，我也還在唱著。”

　　“我只能用歌說話”

　　中國新聞週刊：80年代民歌運動如火如荼，作為肇始者為什麼你卻選擇離開？

　　胡德夫：我從小在大武山下的部落裏長大，11歲到城裏讀書，念中學、大學、唱歌，一直覺得自己過得不錯，不知道部落裏的情況。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正是越來越多的同胞湧到城市去打工的過程，是我逐漸去瞭解他們的真實生活的過程。越瞭解，我就覺得肩上的負擔越重。

　　1984年海山煤礦爆炸，我參加救援工作，我站在那兒，周圍到處是阿美族同胞的屍體，那以後，我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為原住民爭取權益這項行動中去了。

　　中國新聞週刊：那也是你作為歌手的黃金年代，為什麼決定棄歌從政？

　　胡德夫：當時覺得非走這條路不可。如果僅僅是做一個知識份子，我想我可以背轉身去不看他們，但身為一個歌手就不行了。我不是一個謀略家，不是一個好的運動組織者，我只是一個山上的孩子，我只能用歌說話。

　　這些年有很多朋友叫我作曲，做一首歌給多少錢，我不想那樣。如果歌只是用來謀生就大可不必了。歌不出版也可以活著唱，集會的場合，歌是最好的表達。

　　胡德夫說他從不會沒理由地去寫一首歌。在整個採訪過程中，介紹每一首歌的來歷、激發他創作的事件，是他最樂意表達的內容：《為什麼》為海山煤礦爆炸而作；《大武山美麗的媽媽》寫原住民籍雛妓問題；《飛魚、雲豹、臺北盆地》是對反核廢料傾倒在少數民族地區運動的敬禮；《最最遙遠的路》給在外求學的山地孩子們；《太平洋的風》想以自然風的尊貴激勵原住民的自我認知……

　　中國新聞週刊：你似乎從不為自己寫歌？

　　胡德夫：呵呵，有一首《楓葉》是給自己的，寫小時候一段暗戀的情懷。我覺得人一輩子都為自己活了，有時為別人活活也挺好的。

　　中國新聞週刊：歌曲的發表是否因你參與原住民運動而受到官方限制？

　　胡德夫：當局曾一度禁止我的聲音出現在廣播和電視上。後來我也不怎麼把它當回事了，大地之上總有我唱歌的地方。

　　中國新聞週刊：2000年後你重新系統收集整理原住民民歌，推廣Hay-Yang Blues，是否意味著把生活重點轉回到了音樂本身？

　　胡德夫：是的。我們的祖先早就告訴我，唱歌就是生活，就是態度。經過幾十年的人生，我更加相信世界上再沒有像音樂那樣純潔的東西了。 ★

“臺灣民謠教父”胡德夫專訪 2006年08月04日16:52 外灘畫報

　　文/劉牧洋、邵雋

　　“只有在靠近土的地方，才會紅塵滾滾”

　　在剛落下帷幕的第六屆華語音樂傳媒大獎上，胡德夫以他去年發行的專輯《匆匆》獲得最佳民謠藝人和最佳男歌手兩項大獎。三十多年來，胡德夫被譽為“臺灣的鮑勃•狄倫”，他不僅是一個民謠歌手，他還投身到臺灣原住民民主鬥爭中去，“臺灣現代民歌先鋒”與“臺灣原住民運動先驅”這兩張標籤，永遠都會粘著“胡德夫”這個名字。

　　B=外灘畫報　／　H=胡德夫

　　B：去年的4月15日，你發表了生平的第一張專輯《匆匆》，為什麼選擇在這樣一個時候出專輯？之前那麼多作品，為什麼卻一直沒有整理出專輯？

　　H：我以前根本沒有想到要出版唱片，到最近看到很多朋友，大家都已經老了，就覺得這些歌應該整理一下。再加上經紀人來找我，希望可以簽約，來錄製我的東西，把聲音保留下來。那我就做了錄音，最後就誕生了完整的出版品。

　　B：你一直堅持做原住民民謠的力量是什麼？從始至終，你在乎市場過嗎？

　　H：我從來沒有在乎市場。大地之大，發出聲音的地方不是只有市場。從生活中出來的歌，就能從生活中唱出去。堅持的力量是我還沒有聽過比原住民音樂更絕美的東西。原住民對歌唱的那種精神，與大自然的那種共榮..我想，我們對大自然都是這樣，何況對人？我放棄這樣的歌唱，我還有哪里可以去歌唱？

　　B：臺灣原住民民謠的音樂特點是什麼？

　　H：原住民民謠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可以用大量“咿”、“呀”等虛詞，可以將喜怒哀樂用這種方式來頌歎，來詠唱我們所遭遇的生命，來期待某一些亮光。我們不用過多語彙—其實那些虛詞就是人們靈魂裏最早的語彙。另外，絕大部分原住民民謠的調子都是亮麗的，不像黑人布魯斯是把痛苦的一面拿出來，在歌裏面對神去控訴。

　　B：你覺得原住民民謠可以在原住民民權運動中發揮力量嗎？

　　H：歌在哪里都會取得並發出力量。傳教士也是用歌的方式在唱，學校也在弄校歌來當圖騰，來集合一個學校的精神等等。原住民是用歌把一個部落的心放在一起，而不是用憲章法律，我們是用歌的，現在仍然這樣。

　　B：你怎樣看原住民民謠在臺灣的前景？

　　H：近十年來，郭英南唱響亞特蘭大，還有很多民謠人一直在創作民謠歌曲。再看張惠妹，那麼認真，努力，去唱《姐妹》、《站在高崗上》，還有紀曉君，他們唱歌的精神都激勵著我，再次回到歌手的位置上來，。許許多多的年輕人，現在用古老的樂器和古老的音樂形式來進行現代創作，我覺得他們很了不起。

　　民謠是所有歌謠的家

　　B：你認為民謠的精神是什麼？

　　H：就像我們和鄰居打招呼，最自然的語彙言辭。民謠就是生活，它不是編撰出來的，而是實實在在長出來的，只要用人的聲音去把生命中的很多種表情勾勒出來，那個聲音直接來自心裏面。民謠是令人和人隔閡會縮小、人和人的招呼會真誠的一種說話。

　　它是所有歌謠的本，它就是歌的家。(笑)民謠是源頭，那麼我是在追源的人，知道在民謠的版圖上面，它的腹地有很多東西，就是人和大自然的東西。在民謠裏你不會想太遠，去想美國，去想成為明星—你就唱你周圍發生的事，唱不完。

　　B：這些年來，你一直都在歌唱底層、歌唱草根，為什麼？

　　H：因為民謠就是生活啊！所謂的底層，它帶來的詠歎的成分更深沉！底層在生活裏的步調儘管沉重，但是越在靠底，人們越是沒有什麼怨言；底層的人默默承受著世界上最簡單最基本的東西，背著很沉重的東西，但他們一直是靜寂的—這就是歌。沒有這麼一大群沈默的人，上層的東西都不會存在！歌不從這裏來從哪里來呢？

　　對故鄉臺灣的感情

　　B：除了音樂，你這三十多年還在做些什麼？

　　H：在做這三十年我遭遇到的事。去礦難、地震的現場，走到街頭呼喊，這都是生命在走路的過程中，耳朵所聽到的，眼睛所看到的。繼續這樣往前走的話，你會看到更多的東西；當然你也可以選擇走到另一條路上去，那將什麼也看不到。我很小的時候就獨自來到都市，回頭看看自己逃亡的歲月，我覺得自己沒有辦法轉身，走到那些既得利益者旁邊，去走運氣好的路。我的運氣在我聽到、看到這些東西後就已經折損了，但這沒什麼，就這樣一直走吧。

　　B：在這條所謂運氣不好的路上，你遇到了什麼？

　　H：很多的老人家，他們給了我很多—就像我們在一個叫“休息站”的地方定下了一個約會，去接老人家，把他們身上重的東西背過來，好讓他們在那裏洗洗澡，放鬆自己，然後再慢慢走回去。

　　有時候在路上你看到那麼多的人，你會急的。急的時候能有什麼辦法？就和他們在一起吧。你要什麼，那裏全部都有。11歲沒有的東西，到我28歲和他們一起，跟同伴站在一起的時候，我什麼都找回來了，不是失去什麼，是找回很多我失去的東西。而這些東西還是部落，還是原住民同胞所給我的，我並沒有做什麼很多的事情。我只是回過頭去迎接他們，守著他們能輕鬆，能輕鬆一點。大家起碼在月圓的時候，還可以團聚。這就是我遇到的。

　　B：你走了這麼久，歌唱了這麼久，對故鄉臺灣的感情是怎樣的？

　　H：以前只有原住民的時候，我們沒有文字，什麼都沒有，沒有那麼大的道理，但我們知道怎樣互相分享，互相愛護；但是自從有文字的人來，帶來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八個字，我們看到的卻往往是互相的撕裂，彼此都在撕裂，那是我們原住民覺得很可笑的事。這個時候，他們要去想想人原本是什麼樣子，人與人之間是怎麼分享的。